马来西亚投资贸易法律全景指引（2026） ——法律体系、投资实务与区域合作新机遇（一）
更新时间： 2026年1月5日 15:11:25
引言
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与区域一体化深化的浪潮中，马来西亚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稳定的经济基本面与开放的投资政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中极具价值的目的地。2025年，马来西亚在IMD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跃居全球第23位、亚洲第10位，所有核心指标均呈上升态势，彰显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作为英联邦成员国，马来西亚的法律体系深度融合普通法传统、伊斯兰法与本土习惯法，形成了兼具专业性与复杂性的规则框架；其投资领域涵盖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等多个高潜力赛道，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版》的签署，区域贸易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本文立足马来西亚法律体系核心特征，系统拆解投资实务中的法律规则与合规要点，全面解析贸易领域的国内监管与区域合作机制，结合2025年最新政策动态与典型案例，为中国企业赴马投资贸易提供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实操指导性的法律指引，助力企业在合规前提下把握市场机遇、防控法律风险。
马来西亚法律体系：多元融合的规则基石
马来西亚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历史演进与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以普通法为核心，兼容多元法律渊源，构建起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规则框架，直接影响投资贸易中的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一、法律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形成逻辑
马来西亚现行法律体系深受其殖民历史影响，形成了以“英国普通法”为核心，融合本地习惯法及伊斯兰法的独特混合体。15世纪马六甲苏丹国时期，本土法律体系以伊斯兰法与习惯法为核心，主要调整婚姻、继承及族群事务；18至19世纪，英国通过逐步控制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联邦马来州及非联邦马来州，将普通法体系移植至此。这一时期的法律移植具有不均衡性，例如槟城和马六甲直接适用英国法，而其他地区则通过后续立法引入。1957年独立后，马来亚联邦（1963年扩展为马来西亚）通过《1956年民事法令》（Civil Law Ordinance 1956）等成文法，明确采纳英国普通法及衡平法作为法律渊源，并延续至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将1957年颁布的《马来亚宪法》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此后多次修订，明确了联邦与州的立法权限划分，形成了“联邦宪法至上、成文法与判例法并重、多元法律实践共存”的格局。
二、法律渊源与层级结构
马来西亚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与层级性，不同渊源的效力等级直接决定投资贸易中的法律适用优先级：
1、联邦宪法：作为最高法律，其效力高于所有联邦法律、州法律及司法判例，修正需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核心条款包括：第3条确立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并保障其他宗教自由，第4条明确宪法至高性（违宪法律无效），第44条规定议会民主制（下议院222席需简单多数组阁），第98条联邦清单与州清单划分立法权限——联邦负责国防、财政、外交等全国性事务，州管辖土地、伊斯兰教法、林业等地方性事务。
2、成文法：包括联邦议会制定的联邦法律与州议会制定的州法律，是调整投资贸易的主要依据。核心商事成文法包括《2016年公司法》《1950年合同法》《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环境质量法》等；州法律则侧重土地管理、地方税收等，如沙巴《土地条例》、砂拉越《土地法典》均有别于西马的《国家土地法典》。
3、司法判例：作为普通法体系的核心组成，判例法具有“造法”功能。联邦法院、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在其管辖范围内同样具有约束力。“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确保了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判决理由与附带意见”也是判例法的核心运作机制，判决中只有针对案件核心争议所作出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需将先前类似案件的“判决理由”应用于当前案件，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但法官就相关法律问题发表的“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虽无强制力，但可能对未来案件产生深远影响。英国经典判例如Donoghue v Stevenson（姜汁啤酒案）确立的“邻人原则”，虽最初为“附带意见”，但已成为马来西亚产品责任法的核心原则，适用于产品责任纠纷中无合同关系的侵权索赔。
4、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在马来西亚无本地成文法或判例可循时补充适用，但需结合本地社会文化、经济结构与公共政策进行调适，不可机械照搬，且英国的新判例仅具参考价值，无强制约束力。例如，西马（除马六甲、槟城）适用1956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东马及马六甲、槟城则适用英国现行普通法，导致海事纠纷中《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的适用存在差异。
5、特殊法律渊源：包括伊斯兰法与土著习惯法。伊斯兰法主要管辖穆斯林的婚姻、继承、宗教税（天课）等事务，实行联邦所得税与天课税并行的双轨制，穆斯林可凭天课缴税凭证申请所得税抵免；土著习惯法仅在沙巴、砂拉越部分地区适用，调整原住民传统事务，不涉及商业纠纷解决。
三、司法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
马来西亚司法体系层级分明，实行“四级三审”制，其判决效力与管辖范围直接影响投资贸易纠纷的解决效率：
1、法院层级结构：最高审级为联邦法院，负责审理来自上诉法院的终审案件，其判决对全国法院具有绝对约束力；上诉法院为第二审级，受理高等法院的上诉案件，是大多数案件的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分为马来亚高等法院（管辖西马）与沙巴及砂拉越高等法院（管辖东马），审理重大民事、刑事初审案件及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基层法院包括地方法院、推事庭（权限高于地方法院）及Penghulu’s Court（处理乡村小额纠纷），地方法院管辖争议金额低于10万林吉特的案件，推事庭可审理更严重的刑事案件。
2、上诉规则：当事人最多可上诉两次，起点不同则路径不同——从地方法院起步可上诉至高等法院、再至上诉法院；从高等法院起步可上诉至上诉法院、再至联邦法院。上诉的核心依据是“法律适用错误”或“事实认定重大偏差”，上级法院仅在特殊情况下推翻自身或下级法院的先例。
3、多元争端解决：除诉讼外，马来西亚支持仲裁、调解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但需注意：马来西亚不承认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无双边司法协助机制；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需依据《纽约公约》，但需符合本地公共政策要求；东盟成员国间的贸易争端则优先适用《东盟宪章》中的“友好协商”原则，仅在协商无效时才考虑提交WTO等外部机制。
四、特色制度：君主立宪制与多元法律实践
1、君主立宪制：马来西亚实行独特的君主立宪制，最高元首由9个州的世袭苏丹轮流担任，任期5年（2024年为第17任元首），主要履行象征性职责如签署法案、任命总理等，实际政治权力由议会与内阁行使。统治者会议由9个苏丹组成，负责选举最高元首及审议涉及伊斯兰教法的重大事项，其决策对州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影响。
2、多元法律实践：民事法院、伊斯兰法院与土著习惯法法院并行运作，形成“三轨制”司法格局。民事法院处理所有商事纠纷、普通民事纠纷及刑事案件；伊斯兰法院仅管辖穆斯林的婚姻、离婚、继承等身份关系事务；土著习惯法法院则由地方首领主持，调解原住民传统事务纠纷。这种多元实践要求投资者在涉及本地族群、宗教相关事务时，需兼顾不同法律体系的要求，例如在穆斯林员工的劳动合同中，需考虑宗教节日、祈祷时间等特殊规定。
作者：王文澍
